乾嘉时期的三朝名臣吴熊光，在他所著的《伊江笔录》中，曾谈及自己在乾隆年间一段颇为辛酸的仕途经历。
乾隆三十九年，吴熊光因其才干，被提拔为正六品内阁侍读，随后任刑部郎中。在刑部任职期间，他展现了过人的才智，成绩斐然。在一次京察中，他也因此被推荐保送至都察院担任御史（正五品）。当时，刑部尚书阿桂——一位深受乾隆皇帝信任的大学士，十分赏识吴熊光，决定取消其御史任命，转而推荐他担任小京堂（各寺院的主要或副职）。然而，这一转任必须得到吏部的同意。身为首席军机大臣，阿桂在吏部的面前自然有着很大的话语权，吴熊光本应轻松通过。然而，吴熊光却因与当时兼任吏部尚书的和珅关系不佳，坚决拒绝欠和珅一个人情。谁知，吴熊光这一决断却成了他仕途的瓶颈，他的御史之职就这样搁置了整整十几年，直到乾隆晚期，他才终于升任四品小京堂。就这样，一段十余年的光阴白白浪费，正应了那句古话——“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”。
展开剩余73%若细读这段史料，若不留心就难以察觉其中深藏的端倪。然而，从吴熊光的经历中我们能看出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：清代都察院的御史地位尴尬且升迁艰难，成为了许多志在高升的官员的无奈选择。
都察院在清代的官制体系中，除了六部外，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机构。它下辖六科、十五道、五城督院、宗室御史处等多个单位。我们重点关注的，是十五道御史这个职务。清朝的十五道是按省区划分的，每个省区根据其事务的轻重，配置了不同数量的御史。每道都有一位掌印监察御史（正四品），满、汉各一人。部分省份的御史数量较多，例如江南道有满汉各三人，而山西道、山东道等地则有满汉各二人。其他省份则仅设掌印御史，不设一般的监察御史。根据《大清会典》的记载，十五道御史的总人数为137人。
需要注意的是，作为御史，他们不仅负责稽核本省的事务，还需负责监察京城中的各大衙门。例如，河南道的御史负责监察内阁、顺天府以及大兴和宛平两京的县事务；山西道的御史则要稽查兵部、翰林院、六科、户部仓场等重要机关。原本在明代，御史的地位颇为高贵，尽管仅为七品小京官，但其职务至关重要，是文官系统中最为抢手的职位之一。
在明代，成为御史的基本要求是必须是进士出身，并且必须从新科进士中选拔。这是因为御史一职需要对朝廷的文武百官进行监督，甚至监督皇帝，而新科进士往往敢于直言，敢于提出批评，不惧权贵。相比之下，久在官场的老臣或地方知县，往往由于经验和人情的牵绊，难以发挥监督职能。而知县通常也能成为御史，因为他们具有基层治理的经验，对于地方事务更为熟悉，不容易被权臣迷惑。
然而，无论是新科进士还是地方知县，要成为合格的御史，都需要经过一年的“试职”期，这一期间需要掌握律法制度，并通过考核才能正式上岗。
相比于明代集中的皇权，清代的皇权更为集中，尤其是雍正帝实行“科道合一”的改革后，都察院的地位逐渐下降。此时，清代的御史虽然仍是正五品官，但他们往往不是刚刚出任的进士，也不再是地方的基层知县。大多数御史都来自翰林院、内阁或者六部，而这些出身的官员往往更注重其他的升迁路线。对于翰林院的成员而言，转任御史几乎被视为一种“奇耻大辱”。在翰林院看来，最理想的仕途是进入詹师府，成为左右春坊的编修，进一步晋升到内阁担任要职。若是被转为御史，便意味着仕途的瓶颈，几乎注定难有前途。
即便如此，清代御史的职位依旧具有特殊性。一旦任职满期，御史往往会被调往其他道继续担任职务。这种“辗转调动”的做法意味着，御史很难跳出都察院的范围，长期以正五品的身份待在一个低级职位上。而对于那些运气不佳、时运不济的御史来说，他们可能会在这一职位上呆上二十年甚至更久，始终无法得到升迁。
晚清时期的何德刚在《春明梦录》中曾提到：“同光以后，御史多由翰林院编检，或担任各部郎中、员外郎的序补。其实，翰林一等得京察，或积资开坊；部员得京察一等者，亦不愿考取御史。”这表明了当时的官员普遍对御史职务的态度——既不愿担任，也不希望进入这一“升职无望”的岗位。吴熊光的经历便是其中的典型例子。阿桂之所以要把吴熊光从御史名册上注销，正是因为他深知，成为御史意味着仕途前途渺茫，升迁的机会几乎为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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